记者调查丨从“一刀切”到“组合拳”：岳阳禁捕禁钓中的堵疏辩证法

照相业(yè)的匠人传承与时光印记

洞庭(dòngtíng)南路百年故事之二

照相技术(jìshù)于1844年由(yóu)法国人于勒·埃及尔传入中国澳门、广州，从此逐渐由南到北，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。岳阳的照相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(1892),距今已有133年。笔者近日(jìnrì)查阅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，先后走访了几位90多岁的照相业老前辈，并根据作者个人亲历回顾岳阳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用光与影凝结的故事。

羊叉街开启光与影的(de)序幕

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岳阳人汪继真在县城羊叉街开设了(le)照相馆，一直未命名。因当时科学知识尚未普及，有人传言照相底片(dǐpiàn)是用红色药水冲洗的，系摄入了人体的血液所致，群众信以为真，误以为照相会吸血(xīxuè)、照了折寿。因此(yīncǐ)照相的顾客日渐稀少而歇业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长江水师兵营炮舰驻扎岳阳，其水师首领之子余松斋（湖北人）酷爱摄影，遂由其父送到武昌(wǔchāng)黄鹤楼显真楼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当学徒。宣统末年（1911年），余松斋艺成回岳，与汪继真族弟汪继成（又名汪剑溪）合伙在与羊叉街交界的(de)油榨(yóuzhà)岭开设了“玉壶冰”照相馆。1913年，棚厂街小学教员汪幼孚三子汪洁吾在“玉壶冰”照相馆学习(xuéxí)三年(sānnián)后，与二兄汪慎吾在县门口开办(kāibàn)了“容华”照相馆。汪家兄弟经营有方，照相业务越做越活，遂于1930年分设照相馆，由汪慎吾花光洋(guāngyáng)二千(èrqiān)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栋开“容华”照相馆，汪洁吾则仍在老县门口开设“荣华”照相馆。

除余松斋的(de)“玉壶冰”、汪慎吾和汪洁吾兄弟的“容华(rónghuá)”“荣华”以外，湖北人吴新庭、吴金元(jīnyuán)兄弟和孙凤池也(yě)先后来岳阳开设了照相馆。其中1927年由(yóu)湖北鄂城进入岳阳的吴新庭、吴金元兄弟与负责管理岳阳楼的道长签约，进入岳阳楼两侧的“三醉亭”与“仙梅亭”，分别开设了“天然”和“金元”照相馆。

由于岳阳城(yángchéng)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，外来商旅众多，而当时下火车后，岳阳城内只有经先锋路、塔前街、羊叉街、天岳山、南正街过吊桥至岳阳楼(yuèyánglóu)一条“直肠子”街道。因此，随后一些照相行业从业人员开办的(de)(de)(de)照相馆大都分布在这条如今统称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城区域。除“玉壶冰”“容华”“荣华”以外，还有天岳山的“楚华楼”、油榨岭的“留真”、吊桥的“宛在轩”及(jí)后来羊叉街的“银星(yínxīng)”等照相馆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日机多次轰炸岳阳城，迫使居民(jūmín)疏散，商铺关门。1938年日寇(rìkòu)侵占岳阳前夕，“容华”“荣华”“玉壶冰”分别迁往岳阳县渭洞、华容县注滋口。其他迁往沅江(yuánjiāng)南大膳等地另谋生计(shēngjì)。只有在“天然”“金元”吴氏(wúshì)兄弟店里担任照相技师的叔叔(shūshū)，不放心两位侄子的家业，执意留下守店，结果因抵触日寇被枪杀。日寇占领岳阳8年，只有“大冢”等两家由日本人所开的照相馆（分别开在油榨岭和(hé)茶巷子）靠拍摄所谓“良民证”上的照片盘剥难民。

抗战胜利后，岳阳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业主陆续复业。其(qí)中湖北人孙凤池在岳阳楼下开设(kāishè)了“银光”照相馆，其子孙建民在羊叉街开设了“银星”照相馆。另有赵考寿在茶巷子开设了“远东”和“唯一楼”两家照相馆。城区内照相业全部经营日光黑白照相，内置玻璃摄影棚，采用蓝布、白布活动调光，照相机一般(yìbān)为(wèi)德国产蔡斯、“蔡纳”镜头，摄影使用德制“埃克法”和美制“柯达”胶卷，也有使用“柯达”颜料色谱，在黑白照片上手工加绘彩色。也有摄影师走出(zǒuchū)店门，串街入巷，上门(shàngmén)拍照，收费一般略高于店堂，2寸照(cùnzhào)银圆6角，4寸照则价格加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稳定，岳阳城里的私人照相馆发展到23家，设备仍较简陋，借用(yòng)日光(rìguāng)在玻璃棚内照相，用活动(huódòng)木制框玻璃架印相。底片与相纸夹在架内，计时(jìshí)以口报数字为准，用日光曝光，用红纸贴在煤油灯上遮住光线洗相。1956年(nián)公私合营，合为7家公私合营照相馆。随后又精简(jīngjiǎn)到“天然”“湖山”“容华”三大照相馆。随着城区普及供电照明(zhàomíng)，照相工艺有所改善，布景式样增多，摄影效果增强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，照相工艺有了改进，开始用自动快门电光照相和(hé)红光电灯洗相，并采用(cǎiyòng)了电子定时印相机印相，操作比较灵敏方便且(qiě)质量可靠。1970年开始，位于南正街的“旭日”照相馆开始经营照相器材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(shíqī)，讲美即是(shì)“封资修”，店里规定只能拍正面照，只能着青、蓝和绿色服饰照，布景、姿势、发型等均有限制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(shíyījièsānzhōngquánhuì)后，拨乱反正，照相行业迅速(xùnsù)发展，“光和影”的照相技术和原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照相人不为人知(bùwéirénzhī)的故事

照相机普及之前，岳阳城区从事专业照相的人并不多，从清末到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从业人员仅发展到62人。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(hòu)的1956年公私合营，照相馆在(zài)册员工也还只有70人。在这人数极少的队伍中，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故事(gùshì)(gùshì)。在搜集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故事的过程中，我们从中撷取(xiéqǔ)了几朵浪花：

1945年日寇(rìkòu)投降后(hòu)，逃难回来的吴新庭在靠岳阳楼(yuèyánglóu)三醉亭恢复了“天然”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的营业。吴金元在仙梅亭的“金元”照相馆也重新开业。1948年，原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一行军政要员，来岳阳楼游览后拍照合影。当年“天然”照相馆的吴新庭支起老式相机座架，看着荷枪实弹(hèqiāngshídàn)和全副武装的军人，心里异常紧张，慌忙中将6寸(cùn)胶片暗盒当作8寸暗盒使用。

当照片洗出来后，才发现底片小了，合影人群中两边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进去。当时吴新庭一家人(yījiārén)吓(xià)得差点跑路。随后勤务兵拿照片，看见中间坐着的白崇禧等要员在(zài)其中(qízhōng)，便匆匆拿着照片走了，幸免了一场灾祸。

而“银光”照相馆的孙凤池却没有这样幸运。他(tā)在抗战胜利前夕(qiánxī)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，装着简易的照相洗相设备来到岳阳城里，慢慢积累开了一家“银光”照相馆。“文革(wéngé)”中，他不经意间(jiān)说漏了一句话，让人知道他在武汉黄鹤楼照相馆做(zuò)学徒时曾给前来游览的蒋介石拍过一张照片。被人揭发后当即被审查关押(guānyā)，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半年之久。

从(cóng)19世纪末(shìjìmò)到20世纪30年代(niándài)中期，岳阳照相馆从业人员主要是(shì)汪氏家族，有汪继真、汪继成、汪洁(wāngjié)吾、汪慎吾等。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，岳阳城区照相馆吴、孙两姓几乎占了(le)半壁河山。当年照相行业公私合营时入册的只有70人，而吴家和孙家子孙后代从业者众多，如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吴继昌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孙建丽等，称得上是照相世家。

那个年代，照相(zhàoxiàng)业作为一门技术活、经验活，拍照(pāizhào)讲究用光和角度，冲洗须经多道复杂工序。入行照相技术工种需要3年学徒期，照相业的摄影师(shī)(shī)、暗室师、整修师（修版）、着色（彩色(cǎisè)）师等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，因此过去的照相从业人员多系家传。后来岳阳城区照相业纳入国营，在商业系统属于特种行业。

“天然”照相馆吴继昌老师傅，练就一手修底片绝活，全凭一双巧手，用简单(jiǎndān)的铅笔、毛笔、修复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轮廓。尤其是(shì)顾客照相时眼睛(yǎnjīng)眨了，他能在底片上修复好，避免顾客重新照相。

在老一辈照相馆师傅中出现了一大批照相高手，他们为顾客拍摄的各种人物照片，有的被作为样板展在橱窗里，成为当时除(chú)电影、戏剧之外岳阳城头唯一的“街头文化”，也成就了不少爱情(àiqíng)佳话。如当时一位“姊妹理发店”的女理发师，因面容(miànróng)姣好被拍成模特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内，引来不少追求者，不久这位“理发西施”就被巴陵戏剧团的一位名角(míngjué)追求。还有从羊叉街“容华”照相馆调到(dào)“岳阳楼”照相馆的戴阳生为当年(dāngnián)下放君山(jūnshān)茶场的女知青谢元元拍了一张英姿飒爽(yīngzīsàshuǎng)的女民兵(mínbīng)形象展在橱窗内。60多年过去了，人们仍对这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记忆犹新。

光与影凝结成的(de)时光印记

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岳阳国有照相行业(hángyè)逐渐衰退。原“旭日”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老员工文光(wénguāng)楚成为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，他独自(dúzì)跳出国营行业，干起个体照相。之后开设“青春”和“巴黎”照相馆，在(zài)岳阳城区名噪一时。接着，曾当过摄影公司一把手的陈汉湘也在南湖大道开办了一家“迎宾”摄影社(shèyǐngshè)，凭着他高超的摄影技术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，连市里每次重大(zhòngdà)的领导接待活动都是安排他担负集体合影任务。

随着市场全面放开、科技进步和数码(shùmǎ)摄像技术的(de)飞速发展，照相(zhàoxiàng)(zhàoxiàng)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，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出现在(zài)街头巷尾，尤其是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(pǔjí)，使得传统的国营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、市场化。2010年，全市商业系统原有企业与(yǔ)人员实行全体改制，目前仅南正街“旭日”照相馆还保留这块招牌，由全市照相行业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女共产党员、国有摄影公司最后一任党支部书记孙建丽(sūnjiànlì)延续岳阳照相业百年(bǎinián)来的经营业务。孙建丽16岁就继承老父亲孙凤池和兄长的事业(shìyè)加入照相馆工作，从事过照相、洗相(xǐxiāng)、放相、修相、修底片、彩扩等工作，是个传统照相馆的“全褂子”。她在国有摄影公司所有员工(yuángōng)得到安置后成为“旭日”照相馆的最后一名值守(zhíshǒu)者。今年68岁的她不管刮风下雨，每天一早坚持打开店门迎接顾客，此举既照顾了几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结，也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历史文化印证，楼上还保存着几代人用过的照相器材。

过去百年，汪继真、汪慎吾、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方继建、杨建君、严望开等(děng)照相行业的(de)前辈们用光和影为千千万万的顾客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，那一张张用双手拍摄洗印的照片在人们心中(xīnzhōng)凝结成(chéng)永不褪色的时光印记！

来源：岳阳日报(rìbào)·云梦周刊